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不仅有知识层面，也有人生观层面。这种互动过程不是单向移植，而是衍生出许多新品质。本文运用以对象为方法的概念，探讨周作人如何运用蔼理斯的理论来解决20世纪20年代面临的问题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第一，蔼理斯的“道德艺术化”理论与周作人的伦理道德、文学艺术与民族性格相互因果关系的思想相一致，形成了一条新的“科学道德化”启蒙道路。其次，20世纪20年代，当文学和革命、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周作人思想体系中异常矛盾的概念时，蔼理斯的生活即艺术和个性的文学消除了这种对立，帮助他确立了文学的内在价值。第三，蔼理斯的耽溺和净观消解了传统“仪式”的对立，为周作人提供了建构主体存在新方式的策略。